危与机并存,克危,即迎机。
教育,实为抗击灾难、化解风险、凝聚人心、重建家园之利器。新冠病毒来势汹汹,数月之间,催毁人们生活,打乱世界秩序,使人不得不深省:做教育,当反思如何建立应有的忧患意识。
蔡元培先生作为教育家,毛泽东曾热盼他“当民族危亡之顷,作狂澜逆挽之谋”,希望蔡先生“以忧患意识把握办学之机,反思办学之惑,谋略办学之方”。
疫情期间,我们的教学不得不从“线下”转为“线上”,对于教师而言,这不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突如其来的“在线教学”一时让所有的教育者措手不及。可是,数月之后,教师们对此轻车熟路,可见危机面前,人们处理问题的变通能力及人性的弹性接受能力是很强大的。这也同时警醒我们:办学,要有忧患意识。
忧患意识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醒,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精髓。它同时成为一个国家,一个地区欲长远发展时不可或缺的“钙质”。
中华民族是个饱经忧患的民族,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。忆当年外侮之危,几欲国土沦丧,列强干预“为中国亡国之源”“为全局糜烂之始”。忧患之际,身为翰林的蔡元培怒谴“疆臣跋扈,政府阘茸”,大力倡导开启教育救国之路,郑重提出:“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,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,排斥顽旧,不能不情见势绌”。
1902年,成为中国探寻教育救国之路的转折点。鉴于自己清醒的认识,蔡元培在游历日本,对“明治维新造就了现代化日本”深感震撼之后,与留日学人叶瀚、蒋智由发起了“中国教育会”,“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,以建立理想的国家”。
激发全社会树立科学的忧患教育意识,从一代青年做起,在疫情的防护抗御过程中获得启示,防患制乱,深思教育的未来,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,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 民族忧患意识,是建构在对于社会各种现象进行理性判断的基础上,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牵挂与担忧,所表现出的,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。
孟子曰: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,甚至是发达国家,也充分认识到忧患教育的作用。比如日本,将忧患意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喜欢谈论“日本沉没”——有一天日本沉没大海了怎么办?以此激励国民奋发图强、不甘落后,有忧患意识。日本国家国土狭小、资源匮乏,从政府到国民,都想方设法节省。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来源已久,深知:想生存,必须顽强拼搏;想规避风险,必须掌握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,建立创新理念。连超级大国美国也散布美国处于危机之中,认为“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界”……
建立忧患意识,以教育为先导;开启民智,以天下为已任,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伟大品格的重要标志,也是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。
疫情在即,居家隔离,关门闭户的生活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所需。这也同时使活泼好动、处于学识积累关键时期的学生们熬度着最为艰难的时段。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,邓小平同志曾有强烈的忧患意识,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,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,均寄以深切的忧虑和理性的认识。中国教育问题的忧患意识,证见了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具有前瞻性、警示性。